李相武:“学院五人”陶艺展前言

   中央美术学院的吕品昌教授在上世纪末就曾指出，全面深入地探索和把握陶艺自身的语言特征，既是陶艺家所要开展的中心课题，也是中国当代陶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对这一点予以应有的重视。近三十年来，现代陶艺发展的主要趋势就是摆脱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规范的传统陶瓷的束缚，探索现代陶艺的现代性和陶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但纵观这些年来的现代陶艺作品，我们发现，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陶艺家实为鲜见。
   一些陶艺家认为可以通过强化陶瓷艺术的装饰化风格来实现这两方面，而结果却是，这不仅没能让他们的作品与传统陶瓷艺术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而且还让艺术成为陶瓷的附庸。陶艺被简单化为艺术加陶瓷，陶艺的创作法则就是，在作为主体的陶瓷上面，附加一点点具有艺术意味的装饰。一切有关艺术的难题，在这里都变成了技术的难题。
   而另外一些陶艺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模仿现代的雕塑和绘画。这样做方便快捷，客观上说也确实让他们的作品获得一种现代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与陶艺家原本意图相悖的结果。他们在获得作品的现代性的同时，却消解了陶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使陶艺沦为作为雕塑的陶艺，或者作为绘画的陶艺。陶艺的内在规定性被雕塑和绘画的内在规定性所取代，陶艺成了一个空洞的躯壳，雕塑和绘画却成了它的灵魂。一旦如此，陶艺的独特性和存在的必要性也就跟着被消解。
   最近几年，更多的陶艺家对这两种方式的局限性已有深刻的认识，对在陶艺创作中充分表现陶艺自身的语言特性的重要性也达成了普遍共识。他们在努力将现代陶艺提升到纯粹艺术的地位的过程中，在努力使现代陶艺和现代艺术实现精神汇流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陶艺自身的边界，不断探索和试验泥、釉以及各种烧成方法、气氛的效果和潜力。这样做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在很多优秀的现代陶艺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泥、釉、火等陶艺语言媒介所绽出的无限张力，也能看到借以所体现出的唯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征。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王安维，张苏波，潘寨民，王强，汪勇，就属于这些陶艺家之列。这几个人都有学院教育的背景，也长期在学院任教，但他们并不是那种完全依赖技艺进行创作，去勉强延续传统的完美经典的人，而是始终为自己的情感、观念和材质的特性所引导，着手去思索、解决某些艺术难题，关切自身所属的这个时代的命运的人。
    现代这个时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对于这种无家可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和表述。在马克思那里，它是劳动和人的异化，在海德格尔那里，它是此在的沉沦，在他们看来，无家可归就是人性的完整性和个体的独特性的丧失。而这五人的作品恰好就是对这种无家可归的反映、思索和应对。他们的作品，为身居于这个无家可归的时代里的人们，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态度和道路。
    王强的作品揭示了历史的失落和当代人的精神的无家可归，使那些平常被我们所忽略、所遗忘的事情变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张苏波的作品表露出了当代人的人性的支离破碎，以及对这种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的无所适从、无助和痛苦；潘寨民试图通过自然的回归来弥合心灵的伤痕和被扭曲的人性，他的花卉作品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心与物的圆融无间，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马蒂斯；而王安维则希望通过复兴传统文人的诗性情怀和超越旷达，让流离失所的当代人获得一种精神的拯救；但在汪勇的作品那里，我们所看到却是对这个世界的有意疏离，他将自己的视角从生活现实转移到艺术这个是否既是自律、又是自足的领域，寻求自我心灵的归宿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