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武:景德镇的沦落和学院的责任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荣光。而今景德镇也背负着十字架，不同的是，它只有耻辱。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你很难将这个城市与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殊荣联系起来。这个据说在汉代就开始烧制瓷器，宋景德元年开始建镇，明代就成为中国瓷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一个饮誉寰宇并为中国赢来英文命名的陶瓷圣地，一个陶瓷的代名词，时过境迁，繁华皆尽，遗留下来的只有陈腐、市井的气息，无法释怀的哀怨、怀恋和一个又一个烂熟于心却又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
   那曾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瓷器，在近20年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记忆是：陶瓷产业破产的惨痛，瓷都几近旁落的无奈，作坊主、瓷商自扎招牌的悲哀，陶艺人固步自封、泥古不化的乏味。
   在一个荣光缺席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当代景德镇的耻辱和沦落里，生活在记忆中的景德镇的神话里。一位学陶艺的外国留学生说他是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景德镇，听到这话，我高兴不起来，而是黯然神伤。我知道，他慕名而来的只是传说中的景德镇。我也相信，他回国时的失落感将和他来时的激动心情一样强烈。
   就像有些人总爱说“想我爷爷当年……”，在一个乏善可陈的时期，本来缺乏历史感的人们，爱上了到故纸堆里引经数典。历史成了人们最后的尊严，成了人们最后一块遮羞布。
   可是，除了历史，还剩下什么？历史的荣光背后，是一副暗淡无生气的面孔和佝偻多病的躯体。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历史仅仅是好供后人纳凉的参天大树，一方面用来供奉一方面用来自我标榜的膜拜对象，用来谨遵照行、亦步亦趋的金科玉律，或者说仅仅是用来牟利的资源？经过多年的折腾和内耗，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消亡殆尽。特别是那些一方面心安理得地享用祖宗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又自掘祖宗的坟墓的目光短浅和惟利是图之辈，在其做作甚至恶心的无休无止的复制、移置、拼凑、陈陈相因和粗制滥造中，不但让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让整个陶艺界和陶艺市场变为一潭浑水，还让前辈的经典作品的原创性和完美性消隐于平凡无奇之中。
   这样的观点、态度和行为，非但不是对历史的忠诚，反倒是对历史的背叛；它不仅背离了那之所以让历史的景德镇取得如此傲然成就，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也应该继续恪守、光大的基本精神，而且还有辱这种精神；它不仅不能将我们导向传统，反而使我们跟真正的历史传统越来越远。
   临摹复制也叫艺术，从纸上转移到坯上就叫创新，随意勾勒图绘一下就叫个性，画个唐代的丰腴仕女就是盛唐气象，画幅工笔花鸟就是宋代的诗情画意，画幅山水就是实现了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是某些人的无知和自以为是。拨开时间的层云，我们看到的除了历史的荣光，还有历史的傲慢和眼泪。
   这些人不仅游离于传统之外，还游离于时代之外。石涛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说“笔墨当随时代”，不知道这句话的很少，可很少有人把它记在心上。在很多人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与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境况、视觉经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相契合的东西，将这些作品和同类作品相比，我们看不到任何能表露出个性差异的东西，将他们几十年以来的作品作个对比，我们不能发现任何变更新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时间是凝固的，整个艺术发展史就只有一个大写的艺术。他们利用普通大众对艺术的盲目崇拜和无知，假借文化产业公司、画廊、展厅、博物馆的牟取暴利的贪欲，倚仗权力需要文化事业来装饰门庭的发展策略，欺世盗名。他们作品中圆熟流利的技巧和他们圆滑世故的为人，他们迂腐的观念和媚俗的趣味相得益彰，他们老气横秋的姿态和幼稚可笑的头脑，内心的底气不足和语气的财大气粗，对追名逐利的狂热和对社会责任、民生冷暖的冷漠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精神虚无，道德沦丧的时代，也是艺术荒芜的时代。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席勒、谢林、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甚至蔡元培都曾寄希望于艺术来拯救世人乃至一个民族。而现在的情况是，谁来拯救艺术。西方现代艺术追新猎奇之后的茫然，后现代艺术的穷途末路，中国‘85新潮美术期间试图借助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摆渡中国当代艺术的流产，89以后复兴的学院主义在商业大潮中创造力的丧失和庸俗化气息的蔓延，近几年作为市场宠儿的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王广义等人的作品所呈现的十年如一日的不厌其烦的重复又重复，架下试验艺术的四处碰壁和一次次耸人听闻事件，使我们已经不敢对艺术的前景抱一种乐观的态度。
   如果将陶艺放在当代艺术的大格局来考量的话，那么它面临的形势恐怕要严峻得多。但陶艺本身的工艺性质，陶艺发展相对于绘画、雕塑的滞后性，和陶艺人群体相对逊色的素养，减弱了我们对当代艺术命运的担忧，也妨碍了我们对陶艺本身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先知先觉。但任何以艺术为旨归和目的的陶艺人，任何有志于把陶艺提升到与绘画、雕塑等纯美术并列位置的人，都不会对艺术和陶艺目前所遭遇的困境熟视无睹。因为任何在艺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肯定也是陶艺面临的问题，而在陶艺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不过是艺术危机的一个缩影。
   但“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拯救。”荷尔德林曾如是说道。并且这种拯救已经行进在危机的背后。在周国桢，白明，吕品昌等人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晨光熹微的景象。但这不是几个人的行动，危机的克服依赖于更多人的参与，特别是艺术学院教师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人不但具有良好的专业的技能和艺术涵养，而更为重要的是，具有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真诚和良心，是一群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保持个性独立、不为金钱出卖自我灵魂的人，能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而不为技术和技艺所缚追求心灵自由的人，能在一个欲望不断膨胀、滋生的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潜心进行纯粹的艺术试验和研究的人，能在一个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里坚守艺术自身的学术性和严肃性的人，能在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关切人类命运和生存境况、具有人文情怀的人，能以发扬景德镇文化并以拯救景德镇陶瓷艺术为己任的人。
   即便在人潮汹涌之中我们只能看到几个这样孤孤单单的身影，即便在一片聒噪喧嚣之中我们很难听到他们微弱的声音。但是只要有这样一些人，我们就能在当前严峻的陶艺形势下不至于绝望,并且就能坚持这样一种信念:有一天，那些微弱声音的应和会在整个陶艺界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