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景德镇文化”？

何谓“景德镇文化”？

——“景德镇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方式简述

魏望来

 

既然定位于“景德镇文化”之研究，那么开宗明义就应弄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景德镇文化”究竟是什么？范围如何？方式怎样？

想说清楚“景德镇文化”，一时竟颇感语句苍白，笔力不逮。

但这又必得弄清楚。我们先来简略描述它的研究范围和方式。

我们设想，“景德镇文化”的研究范围应当是血脉纽带与地域关联、行政区划与现实整合两个层面的组合；其研究方式应当是本土化与国际化两种视角的结合；其传播模式应该是精英传播与大众普及并举。如此，多个层面展开，齐头并进，方能够显现“景德镇”前世今生的文化基因和发展脉络。

 （一）

 

我们试着先从血脉纽带与地域关联的视角解读“景德镇文化”。

在不同的人群和视角中，“景德镇”的涵义不同。

在当下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的“景德镇”，是指包含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等在内的“江西省景德镇市”，这是行政区划中的“景德镇”，期间经过多次的区域整合而成，它诠释的是行政调配分割的政治权力。

而更多人群认知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是那个以精湛制瓷技艺承载起无数代人物质梦想与精神家园的千年古镇。它的区域并不大，但它的内涵却远远超越其地域限制，是经历了千万般痛并快乐的融合最终凝成的文化血脉与地理标志。

我们先概述一下这个“景德镇文化”，或者说是狭义的“景德镇文化”。

我们循着空间的位移与时间的推进两个维度，以简略的语句勾勒一下“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基因。

瓷器是金木水火土五行融合、绵久延展的产物。

景德镇位于江西的东北部，处于黄山和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层层叠叠的大小山峰密布全境，山间蕴藏着丰富的瓷土与窑柴资源，加上山区适宜的自然气候，这是古代陶瓷生产的先决条件。

景德镇境内的主要河流昌江源于安徽祁门，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流长115公里。支流有东河、南河、西河等。景德镇城区就在碧水涟漪的昌江两岸，江水穿越而过。南河环绕于东南，西河贯穿于西岸，形成了三水环城之势。如蛛网密布的河道提供了材料和产品运输、瓷石粉碎等便利，这是先人生产陶瓷的必备条件。

可以想见，古老的景德镇，城区密布着的许多溪流港汊上，小桥静卧，苔藤缠绕，流水潺潺，远山近水相映成趣，构成了景色秀丽、风姿绰约的市镇风光。独特而开放的城镇格局是祖辈们集约化规模化生产陶瓷不可或缺的地理条件。

“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于此。”（[清]蓝浦《景德镇陶录》）

在明清崛起的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等中国四大名镇中，或许正是由于景德镇居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闭塞一隅，无城墙不设防，而凭借一条昌江，打开与外界的联系，方能避于乱世，成为了瓷业工匠们的乐园，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历代“工匠文化”。

“景德产佳瓷，产器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清]沈嘉徵《窑民行》）这一诗句概括了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独有特征和产销规律。

景德镇制陶历史悠久，从“始于汉世”算起，至今已逾两千年，不过彼时所制陶器，大抵属于原始瓷器的“耕而陶”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安稳，北方人群大量南逃，带动南方经济发展，景德镇也借此获得长足进步，由陶器而跃升至瓷器生产，陶瓷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自隋唐起，景德镇制瓷工匠掌握了高火度烧造法，瓷器质地坚固，涌现了“陶窑”、“霍窑”等一批名窑，景德镇瓷器开始名动天下；五代时期，因缺乏古籍记载，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语焉不详，但古窑址调查表明，这时的瓷业已初具规模，特别是白瓷成就最大，对宋代青白瓷的创烧和元明清瓷业发展影响重大。

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进入全新时期，“景德镇”因此定型成名。

宋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全国出现了许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旺的集镇，景德镇就是其中之一。从已发现的一百多处宋代窑业堆积中，可以联想到景德镇当时“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的盛况。这一时期，景德镇以独创的青白瓷闻名遐迩，瓷器产量也为全国之冠，以至于当时全国“舟辇所达，无非饶器”。宋代景德镇瓷业已摆脱农耕家庭副业的性质，出现了新兴的行业和技术分工。

更重要的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宋会要辑稿》），景德元年也成为景德镇的得名之年。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地位，当在宋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继续大量烧制青白瓷之外，技艺上也获得新的提高。特别是制瓷原料已从单一瓷石向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改进，大大降低了变形率。这一时期烧制的青花瓷、釉里红瓷和卵白釉枢府瓷，开创了素瓷彩绘的新时代，是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推动景德镇快速向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瓷器生产中心。

进入明清，景德镇瓷业迎来了自己的鼎盛和巅峰时期。

从地域上看，自明万历年间湖田窑熄灭了近七百年的窑火之后，一直到清代，景德镇瓷业已基本集中于市镇。从南河流域走向昌江岸边的景德镇工匠们，依河制瓷建窑，沿窑成市。报废的窑砖砌成房，生产垃圾顺河倾倒，竟堆出了以珠山御窑厂为核心的“陶阳十三里”独具风格的作坊、窑房、街区、弄堂、码头，“镇人日以盛，镇陶日以精”。湖田窑的没落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景德镇瓷业作为农耕经济附庸的时期彻底终结，工匠们“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真正在全国率先跃入了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生产的工业文明新时代，也带动景德镇的市镇日益繁荣。

从影响上论，经由元代承前启后过渡到明清，景德镇瓷器一花独放，“御厂矗立珠山，民窑两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糜不藉瓷资生”（《明清陶文佳句集成》）。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为天下窑器之所聚”，从此奠定了瓷都地位。而到了清代，景德镇瓷业更是跃升巅峰，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不仅始终保持着中国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在技艺和产量上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从产品上说，明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有了一系列创新，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由釉下彩到釉上彩。青花之外又出现了红绿彩、五彩、素三彩、青花斗彩等全新装饰技法；清代康雍乾三朝，景德镇的制瓷技艺更是娴熟精湛，品种更加丰富多彩。康熙的青花瓷、五彩瓷、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瓷，雍正的粉彩瓷、高温窑变釉，乾隆的镂雕瓷、仿生瓷等，均可称作“集历代南北名窑之大成”。

所谓盛极必衰。伴随“康雍乾盛世”回光返照式的中国封建帝国最后一抹余晖逝去，晚清时期，景德镇瓷业已无当年风光。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和美术瓷可供圈点。期间简约清新的文人派风格浸入瓷艺之中渐成主流，出现了著名的“珠山八友”，开一代陶瓷绘画新风，影响直至今日。

 （二）

 

我们再从行政区划与现实整合的视角解读“景德镇文化”。

这里其实说的是包含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等在内的“景德镇市文化”，这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景德镇文化”，或者说是广义的“景德镇文化”。

我们逐一简略勾勒这些区域的文化基因和脉络。

乐平市是一个在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置县，迄今有1838年历史的古邑新市，曾产生了“一王二侯五宰相，两名状元威武将，三位榜眼和探花，二百六十进士郎”，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内涵。

乐平文化呈现着八大亮点：以涌山古人类岩洞为典型的史前遗址文化，涌山岩洞遗址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10～50万年；以“洪公气节、马氏文章”为品牌的优秀传统文化，有“‘节侔苏武’洪忠宣”执节使金被扣，流放冷山15年，始终坚贞不屈，全节而归，被宋高宗赵构赞之“虽苏武不能过”的风节名臣洪皓。马端临积数十年辛劳成就《文献通考》的史学煌煌巨制，被史家称为“三通”之首；以古戏台为亮点的物质遗产文化，乐平广袤的乡间大地至今仍然保存着古代先民留下的许多古民宅古祠堂古庙宇古书院古桥梁古建筑，尤其是现存412座、被誉为“中华一绝”的乐平古戏台，有“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之称；以赣剧之源乐平腔及乡人爱做戏爱看戏为标志的戏曲民俗文化；以古戏台营造技艺为重点项目的非物质遗产文化；有被评为2013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南窑唐代龙窑遗址，将景德镇地区制瓷史向前推进了两百年；有以红十军诞生为里程碑的革命红色文化；还有以洪岩仙境、文山石林为代表的有着人文印记的自然景观文化，柳宗元、范仲淹、朱熹、杨万里、权邦彦、彭汝砺、左宗棠等众多硕儒名人在乐平留下了足迹，传下了佳作，为乐平的自然景观注入了文化灵魂……

 “新平治陶，始于汉世。”（《浮梁县志》）

景德镇的历史与新平——昌南——浮梁不可分割。景德镇曾是浮梁县管辖下的一个市镇。从古到今，这一区域的先人荣辱与共，相辅相成，在长期的摸索和开拓中形成了“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富则为商，巧则为工”，茶瓷互利、农工商并举的独特地域经济。景德镇和浮梁的特殊关系，可以从唐代大家颜真卿笔下《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所描述的“素瓷传静夜，芳气满庭轩”，和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浮梁新作讲堂赋》中所写下的“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于冰玉，亦系其钓，火候是足”等记载中体现出来。唐代的浮梁茶闻名天下，在敦煌遗书之《茶酒论》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分别留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与“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美名。浮梁红茶荣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景德镇和浮梁不可分割的地缘关系、长期的行政归属关系，以及从古至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互补关系，将两者的历史与文化捆在了一起。  

浮梁拥有被世人称为“国际陶瓷文化圣地”的高岭古矿遗址，德国人李希霍芬将出产制瓷原料“高岭土”的浮梁高岭翻译成“Kaolin”，从此，凡与高岭土性质相同的瓷土统称“高岭土”，“Kaolin”也成为国际通用的矿物学名称；高岭山下的东埠古街是明清之际装运高岭土之地，因运输繁忙而成街；浮梁有号称“江南第一五品县衙”的浮梁古县衙；浮梁还是中国百名高僧之一、宋代高僧佛印的出生和出家地，佛印与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友谊颇深，被誉为“三贤”；这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风光旖旎，还有众多文化底蕴丰厚的古村落和宗祠，走出了众多进士官宦……

昌江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北宋状元彭汝砺、宝文阁待制程节、“政声直入明光宫”的程筠、南宋抗蒙名将彭大雅、明代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刘炳、理学家余祜、史桂芳、廉吏刘莘、陈文衡等一大批曾经在古代饶州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都从这里走出，有多部诗文集收入《四库全书》或《豫章丛书》；郭璞、颜真卿、范仲淹、苏东坡、岳飞、欧阳玄、宋濂、唐英等历史文化名人为昌江增色；AAAAA级古窑民俗博览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丽阳窑址等陶瓷文化遗迹星罗棋布；三闾庙明清古街、千年古刹旸府寺、宋元时期的长芗书院、元代郭璞峰摩崖石刻等见证了昌江的沧桑历史；这里有“荷塘精神”原创地、“社会主义时代的南泥湾”美誉的荷塘、江西十大古镇之一的丽阳镇……

珠山区的历史文化轨迹几乎与“景德镇”完全重叠。

历史上，景德镇沿昌江东岸而建城，素有“四山八坞、九街十巷、三洲四码头、一百零八弄”之说，呈现出“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的盛况，留存下来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记载着千年陶瓷生产方式发展的鲜明历史印记，形成了独特的窑砖里弄文化。这里的老街区、里弄、坯房就是“景德镇”的前世今生……

 

（三）

 

再从本土化与国际化两种视角的结合来解读“景德镇文化”。

沿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瓷器曾大量输出国外。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著作《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中写道：“景德镇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一部景德镇瓷器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发展史。” 

景德镇是“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的重要货源地。

唐代，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商贸货物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同时，也由海路自广州绕马来西亚经印度洋抵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两宋时期，鼓励海外贸易，而外销的大宗商品是瓷器，其中景德镇的青白瓷占有相当高的比率。朝廷在广州和泉州设置市舶司专理此务，景德镇瓷器正是经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埃及和坦桑尼亚等数十个国家。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发现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以瓷器为主，汇集了当时著名的四个窑系：景德镇的影青瓷、福建德化的白瓷、福建的建窑黑釉和浙江龙泉的青瓷。而出水瓷器中，尤以景德镇影青瓷最为出彩。

元代，景德镇瓷器、尤其是青花瓷运销到全世界，而比较多的是销往阿拉伯地区。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从内地到新疆，进入中亚细亚的沙漠与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海。

明清时代，景德镇外销瓷同样呈现鼎盛之状。明代，景德镇瓷器以相当大的规模进入欧洲市场，有中国商人运往欧洲，也有欧洲商人来中国贩运。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去大量丝绸和瓷器赏赐海外诸国，景德镇瓷器也随之漂洋过海，遍及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直至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以欧洲各国为主要贸易对象，在欧洲大大地拓展了市场，史称“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在广州著名的“十三行街”中，欧洲商人光顾最多的是瓷器商店，选购来自江西和福建的珍贵瓷器。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从景德镇昌江启航后，入鄱阳湖，溯赣江而上，经由江西的清江、吉安到达赣州，然后从江西翻越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再顺北江而下，经韶关、英德，最后抵达广州，路程非常艰辛。

饶有趣味的是，作为内陆山城的景德镇，在明清时却虔诚地供奉着海神。镇上曾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天后宫，宫内雕梁画栋，绘有各式海景。这座天后宫成为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走向世界的一个象征和标志。

 

综上所述——

“景德镇文化研究”应当是以“景德镇”为标识的、涉及相关历史脉络中和行政区域内的各类文化史实作为对象，以文史考据和实地调查为主要手段，整合各种力量，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跳出景德镇研究景德镇”，最终达到厘清文化真实、提振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之目的。

当我们潜心于钻研涉及景德镇的方方面面：陶瓷、古镇、街区、里弄、村落、宗祠、庙宇、谱牒、茶叶、民俗，等等，乃至于枝节末梢、点点滴滴，必有收获。只要这收获考据有源、调查到位、论证有据，都是对景德镇的一份文化贡献，最终实现所谓“越是本土化的文化越具有国际性”的品质目标。

 

（本文综合了徐行溥、吴逢辰、洪东亮等提供的资料）

 

  [此文刊登于《景德镇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